相见恨晚 相别恨早
邵燕祥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牧惠在６月８日下午意外地离去了。１０日我打电话证实了这个噩耗，以后几天我的心都是恍恍惚惚的，牧惠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我是５日回到家里的，浏
我大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才跟他相识的，那时他已经和严秀、蓝翎、舒展、章明等许多朋友健笔纵横于“文革”后新时期杂文的“战场”上――请原谅我用这个老套的词――在对“歌德与缺德”论、杂文“新基调”论等的论战中，在反驳对《丑陋的中国人》的围剿中，表现了骁勇的战斗力――请原谅我又一次使用了这个老词。――牧惠不愧为战士，正像他在四十年代后期为了追求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毅然走出中山大学的校门，参加了粤中纵队去打游击一样。经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他不仅是作为“漏网”之鱼，且是对国内政治生活有了新的认知，便又一次披挂上阵，向“文革”余风，向妨碍改革开放的现象，向违反群众民主要求的做法和舆论，直陈他的观点和他的义愤。
１９８８年５月，人民日报文艺部、新观察杂志社和贵阳日报社联合举办了“花溪（杂文）笔会”。在那次会上朝夕相处，我从爱其文进而近其人。到今天也有十五六年了。
我不知道“单位”对他的“悼词”会怎么评价他；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今天已经少见的一类人：一个说真话的朋友，不择对象、不耍心计、不设防，有时达到天真的的程度，甚至连所谓“合理的谎话”也不会说。一个时时刻刻把别人放在前面，把心掏给别人，“古道热肠”的人，以致由于轻信，不止一次遇到“欺以其方”的小人利用他的善意，骗取他的帮助或直接向他骗钱而得逞。一个在文字上不免会宣传一些超越“时宜”的观点，而在待人接物上却遵守着前革命时期和革命时期成文和不成文的老规矩中――那些克己和利人的部分，做起来十分自然，毫不勉强。
他是这样勤奋，笔战不辍。我故意不说“笔耕”，而说笔战，不是我特别喜爱这类带着军事色彩的用语，而实在是因为牧惠一旦找准了斗争的大方向，就会一往无前，连续作战，连发炮弹，如此执着又如此决绝。凡是他的读者都会倾听到他的骂阵和战叫，感受到他的热血沸腾。
当我读着牧惠关于文史方面的著作的时候，总要想起这原是他的老本行，他的专业，如他不写时感杂文，而继续他的例如明清小说研究，以他的孜孜不倦，学风踏实，必有所成，甚至更大的成就。但他宁肯以他驾轻就熟之笔，去写对《水浒》《聊斋》的“歪批”“戏说”，直到呕心沥血。审视这个在生活中，除了游泳以外可说不大习于游乐的牧惠，他的这些何尝是游戏文章？
我不想在这里具体评价他一生的工作，他在杂文和文史研究方面的劳绩。我只是把他的一生看作寻求真理的一生，他的笔墨记录了他对真理的探索。
真理，曾经是一个被自诩为真理占有者们搞得混乱不堪的话题，可谓：真理，真理，多少假理和歪理假汝之名以行！苏联时期有个《真理报》，打的还不就是真理的幌子！“真理”一词在俄文中是“ПРАВДА”，又作“实话”解，可见不说实话，哪来真理？
有一位写杂文的朋友侯志川，在一篇文章里，说到某些威权人士曾是所谓“句句是真理”，从而“一句顶一万句”，慨叹杂文作者是“一万句顶一句”。我以为，“一句顶一万句”的借重于权力，借重于权力的未必就是真理，时过境迁，才见真伪。普通人，普通作者的话，自然也不会“句句是真理”，且因为人微言轻，说话没分量，有时披肝沥胆的话，说一千道一万也不能引起广泛注意，如春风之过马耳，是颇令人寒心的；但且不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还套用一句经典作家的话，听音乐需要有“音乐的耳朵”，然则听真理也需要有“真理的耳朵”；只要你讲的是真理，不愁遇不到“真理的耳朵”。
那“文革”中碰不得的名言，所谓“一句顶一万句”，意思自然在吹捧威权人物的“句句是真理”，但它顶得的“一万句”是指谁的？似乎交代不清。如果说顶得那同一个威权人物的“一万句”吧，好像说把雄文多卷压缩到万分之一的篇幅就够了，虽也符合吹拍者提倡“语录”体的韬略，但这不分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说不过去。那末，就是说，他那“一句”的真理性，顶得一般人――普通人口头或笔下的“一万句”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一万句里有没有真理？有几句？如果有一到两句，不是就足与那“一句”相抗衡？如果必须一万句加在一起才构成真理，真理岂是靠“码字”搭积木堆成，或流几个钟头的口水淌成？如果“一万句”里既不含有一句两句真理，也不因积少成多变成真理，那“一句顶一万句”的“一句”，顶得的不过是一万句的废话、空话、套话，这“一句”又可贵在哪里，而且，它还算得上真理么？
“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论，其实逻辑不通，缠夹不清，只是从来没人跟它认真讨论过，它也是不许讨论的，因此才得统治中国达七八年甚至流毒更久。
牧惠以大半生寻求真理，寻到了吗？我想，在他的四十几本书里，自然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可以看到他寻求真理的足迹；而且他确实宣扬了真理，自然也不能说全是他头一个发现的，但也总有一些是他最先说出来的吧。如果按照上述的思路，问在牧惠的书中有多少“句”真理，这提问虽然极不科学，却不妨作个算术游戏：他的四十多本著作，以每本平均二十万字计，除去述而不作的部分和编选重出的部分，可得六七百万字；不知当年说“一句顶一万句”时是以一个逗号算一句还是一个句号算一句，我们姑且从严，一个句号算一句，平均每五十字一个句号，则总计也有十多万句，如果他也能“句句是真理”，一生讲了十多万句真理，那当然好；即使按“一万句顶一句”的比例算，毕生著作中有十几句堪称真理，只要不跟自己讲的别的话相抵消，也就足以令人欣慰；何况如牧惠其人，一是一，二是二，于他讲的“十几句真理”之外，那十几万句，总不会都是歪理谬说，或什么也不是的淡话吧。这样说来，作为真理追求者的牧惠，似亦可以无憾矣。
痛感有憾的是我们读者，亲朋故旧。在我，得一牧惠式的兄长，是十几年来一幸事。然而，他实际上年纪并不算大，现在平均年龄普遍提升，比起八九十岁的健者，他还不过是七十六龄方入老境不久的人，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新作，想跟他商榷也无从听到回响了。
相见恨晚，相别恨早：这个世界充满了遗憾，这也是遗憾之一吧。
芳草留人意不闲
舒 展
凡是听到牧惠去世的消息的朋友，几乎都觉得突然――不可思议。在七十这个年龄段的诸多朋友中，他身体是最棒的。每天爬景山，每周必游泳，一次八百米。去欧洲旅游，拎包就走。牧惠文章的产量最高，敏感度最强。有的朋友说：“我们阅读牧惠文章的速度赶不上他写作的速度。”他埋头作善事，从不张扬。他发现推荐奖掖的中青年作者之多，他主编的丛书系列?不是挂名?之多，他出席的学术讨论会之多，他打抱不平管的“闲事”之多……在当代作家和编辑家中，实属罕见。屈原把贤才、美德和勇气比之为芳草?《离骚》?。我倒觉得，以芳草比喻喜爱牧惠文章，热爱牧惠为人的读者、中青年作者和与之交往数十年的朋友，更为合适。鲁迅、白居易把后来人比作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鲁迅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样式――杂文，必将犹如野草漫漫，产生数不尽的牧惠。
牧惠是个大忙人，是个热心公益事业有求必应的大好人，是个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同时，他也是个很会享受生活的人，朋友们无人不知此公是个美食家。每有聚会，谁点菜呀？必定公推老牧。不论是体质还是心态，我们都觉得牧惠后半辈子准是个寿星老；同辈人中，他像一头壮牛耕耘着，咱们恐怕谁也活不过他。
老牧一见糟烂的木乃伊穿着华服招摇过市时，他会像孩子一样大叫：“看呀，他光着屁股呢?”一见某“大腕”变着法儿地为秦始皇招魂，他会拍案而起，怒斥：“出卖灵魂的宋江?”老牧对吃运动饭的“永不忏悔”的无耻之徒，向来横眉冷对。好心的友人也劝他，“干吗呀牧惠，霸王、陆谦和牛二这类人渣儿，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况又你是惹不起的，老兄这把年纪，还想当‘愤怒的青年’？”所以老友廖冰兄以诗奉劝，让他搂着点儿。但是，分寸掌握到火候处，也难?人无正义感不成其为人。不过，我也觉得老年人气性太大肝火太旺，也非养身上策。钢铁尚又有个疲劳度呢，何况人乎？弦儿绷的太紧，这老神经血管有如过期的塑料，是会崩折的呀。
牧惠在杂文创作领域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我觉得严秀有句切中肯綮的评语：“牧惠文章是我师”?《２０世纪中国杂文史》第２６章第２节第８６３页，福建教育１９９７年版??牧公的《歪批水浒》、《金瓶风月话》、《闲侃聊斋》、《西厢六论》……等著作，没有深厚的功底，是很难成书的。韦君宜的《思痛录》如果没有牧惠为她辨认、修订、整理和出版，这座文化史上的丰碑是难以面世的。大陆的读者最早认识柏杨，是从他的杂文精选本《西窗随笔》?群言版?开始的。那是牧惠从数百万字柏杨文集中挑选出版的。１９８８年柏杨来京，牧惠和严秀应邀与会，他们一见如故。事后寄来几十本他的杂文集，包括《丑陋的中国人》。于是那场精彩热闹的大争论――围绕着在大陆该不该出版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湖南文艺版?而展开。你想批柏杨？鞭长莫及够不着呀。只好拿编者出气，于是劈头盖脑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冲着严秀、牧惠和弘征滚滚而来。帽子工厂又开张了?有位次权威说道：“哪家书店卖柏杨的这本书，我就关他的门?”直到另一位更高的权威说话了：“柏杨这本书，我看还不错嘛”，牧惠们才得以松绑。读者如有兴趣，可找《丑陋的风波》一书?１９８９年中国华侨版?看看。不忘这段文坛趣闻，也算以史为鉴吧。
牧惠为自己的书房取名“且闲斋”。可惜他不由自主，身不由己，鲠骨在喉，不吐不快?数十年来，牧惠几乎没有休闲过一个完整的日子。欧阳修诗云：“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老牧何尝不想适意自闲？可是你太认真了?你真是一头死命拉套的倔犟的壮牛啊?眼里揉不得沙子。尽管满山遍野的芳草――读者和朋友们想留住你，奈何留你不住啊?也好，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你是没有愧色的。现在你总算可变不闲为自闲了。安息吧，亲爱的老牧。
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蓝英年
６月９日下午三点，我正坐在电脑前发愁，电脑出了问题，不知找谁解决。电话铃响了，是舒展兄打来的。他第一句话就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一位经常住院的老先生病情恶化了。但舒展兄接着说：“牧惠昨天去世了！”我听了极为震惊，万万没想到牧惠兄突然离开了我们。三天前，我还同他一起参加一个座谈会。进会场前，我看见一个人快步往前走，从走路姿势上认出是牧惠，便跑了几步赶上他。开会时他坐在我斜对面，发了言，声音洪亮，义愤填膺。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什么时候结识牧惠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总有十几年了。结识的原因我倒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为《读书》和《博览群书》两个杂志写专栏，揭示苏联作家的命运。他看了这些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我马上说，我去看他。他表示欢迎，告诉我他住在沙滩大院。我到他家时，他已经泡好茶等我。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我说在人民大学。他说他年轻时喜欢苏联文学，可我写的事他闻所未闻。鼓励我多写，并向我推荐广东两家杂志，叫我给它们写稿，告诉我稿件寄给谁。我当时为两家杂志写专栏，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写，有负他的厚望。我告辞时，他拿出四本签过名的书赠送给我。
牧惠兄对苏联文学、政治极感兴趣，所以很注意我的文章。他不仅在几篇文章提到我，还为《随笔》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文章，标题就叫《蓝英年》，对我鼓励。他自己也写评论苏联体制的文章，有两篇写好后寄给我，叫我“斧正”。他大概想到我有顾虑，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随便改，我不同意可以不用嘛。我改的主要是人名拼音等不标准的地方，他发表时都采用了。他写了不少评论苏联政治和文学的文章，想结集出版，但未能如愿。他气愤地对我说：“我这些文章有什么问题？出版社也太胆小了。”
我同牧惠兄以文字结识，接触越来越多，谈话范围也越来越广。他是正气凛然，疾恶如仇的人。他对贪污腐败，仗势欺人，以权谋私，恨之入骨。谈起来一脸怒气，有时甚至骂起来。对受欺辱的弱者极为同情，有一副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因此也得罪了某些人。他是老革命，在南方农村打过游击，以后又多次到过农村，深知农民受到一些黑心干部的迫害。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揭发农村那些黑心干部的。他待人亲切，从不麻烦人。一次他得到一本大家想看的书，我说去取。他一定要给我送来，说：“你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我还没到过府上呢，你在家等着我吧。”他来后知道林林老先生也住在这座楼里，便要我陪他看林老。另一次我也得到一本他想看的书，给他送去。我说看完我去取。他一定不让我去，托一位司机顺路捎来。一天我和妻子同他一起到人艺小剧场看戏，散戏后他赶着打车，没来得及同我妻子告别就上车了。这本不是什么事，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为没告别表示歉意。
牧惠兄写作极为勤奋，在朋友当中是最勤奋的一个。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文章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典籍、著作、人物和事件。每天动笔，每周得两三篇。一次他对我说：“你文章写得太少，我比你大，精力不如你，每周还能写两三篇。”我说：“我写不出来呀！”我的学养无法同他相比。我学俄语出身，半路出家，要看许多材料才能动笔。文思迟钝，构思和驾御文字能力都不强，再加上天生懒散，怎能多写文章。可牧惠兄也太好说话了。他几乎有求必应，很少谢绝。天天写作，虽然为文化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但体力和精力都透支了。
牧惠兄走了。我在电话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英年兄”了。再也见不到平易近人又侠肝义胆的牧惠兄了。满子先生说他是“小老弟”，从今天人的寿命来说，他确实不老。他还能做多少事，写出多少文章啊！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沧海月明珠有泪
王春瑜
６月１０日，一个闷热的夏夜，我漫步在平安大道上，突然手机响起，文友柳萌兄打来电话，说朱铁志在找我，告诉一个不幸的消息：牧惠先生已于８日下午去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这怎么可能呢？５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他发言时，我插话打趣他，引起举座大笑，老牧也忍俊不禁；７号上午，他还打来电话，说随单位老干部一起，到郊区休息两天，要把手机号码告诉我，有事可随时找他。我说，“不用了，不就两天吗？你刚从欧洲回来没几天，你不是说觉得很累吗？趁这机会，好好休息。”但谁能想到，转眼之间，他竟永远休息了。这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往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牧惠本名林文山，年长我九岁，是前辈。我在读大学时，已拜读他的杂文了。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获得平反，重新拿起笔。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广东的《学术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林文山热情洋溢的回信，当时他是该刊的负责人。不过，与他见面，是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好多年之后了。这是一次报社召开的座谈会。我与他打招呼，叫他牧老，他立刻纠正道：“怎么叫我牧老呢？叫牧惠，老牧就行了。老牧，老来还在放牧呢。”他的温和、风趣，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笑着说：“古有文文山，今有林文山。”他马上正色道：“你要我学文天祥绝食而死啊？”说着，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从此，我们来往日多，成了好友。老牧虽然是杂文家，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读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与我是同行。他是杂文界屈指可数的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作家。关于历史，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我毕竟主要是捧史学饭碗的。他在写作中，有时碰到一些史料问题，他吃不准，会来电问我，我都就己所知，源源本本告诉他。这在朋友之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他却几次在文章中说“请教明史专家王春瑜兄”云云，使我受宠若惊。我曾跟他说，古人有通财之谊，文友有通材――即材料、史料――之谊，以后文中不要提我，他却说：“那多不好，君子不掠人之美嘛。”
事实上，老牧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朋友之情，我曾出面主编过的三套杂文、随笔丛书，几乎都是老牧敦请的产物。他每年春天都会跟我说：“我去年写的杂文，已编成一本书了，你出面主编一下，把我的书收进去，怎么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何况其中多半也有我的集子，还能拿一笔编辑费。他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腔北调丛书》?内收他的杂文集《沙滩羊》?、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海夜航文丛》?内收他的杂文集《把圈画圆》?非常满意，几次跟我说：“春瑜兄，多亏你啊，真是立了一功啊。”我总是跟他说：“干嘛这么客气？”事实上，只要有出版社请我出面主编杂文、随笔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牧惠。不仅这位杂文界的老大哥名震遐迩，文章质量高，非他加盟不可。还在于他从不计较稿费高低，常说：“我们有工资，有住房，书印出来就好了，要那么多的稿费干嘛呀？”不是所有杂文作家都能有他这样的胸襟。我曾经主编过一套随笔丛书，有二位老作家闻讯要求加盟，我一向尊重前辈，欣然同意，他们在合同上都签了字，包括稿费标准。可是书出版后，他们却都忿忿然，说稿费太低，不但抱怨我，还指责出版社。说真的，我非常后悔帮这二位出书。对比之下，怎能不让人敬重牧惠，他常跟我叼念朋友的好处，如说“燕祥绝顶聪敏，文字比我好，为人善良，对朋友真诚。”对文友中的前辈长者如李锐、吴江、曾彦修、何满子，王元化等，更是敬重不已。王元化先生年过八旬，健康不佳，视力日弱。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非常欣赏牧惠的杂文，坚持着将近年牧惠送他的几本杂文集都读完了，觉得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读了很有收获。对《与纪晓岚说古道今》这本书，他也很欣赏，说很有意思，读了让人开心。我将王老的这些话，转告给牧惠，他听了很感动，说：“王老这么大年纪了，视力又不好，竟把这些书看完了，我真感到不安。”元化先生还与牧惠通了电话，约他到上海见面详谈。牧惠曾与我商定，秋后找个机会，一起去探望元化先生。６月１１日上午，我致电元化先生，告诉他牧惠的噩耗。王老十分震惊，痛惜之至，叮嘱我：“我虽没见过牧惠，但精神上早就相通，请代献花圈，务必写上‘老友牧惠千古’。”牧惠遽归道山，留下不少遗憾。我想遗憾之一，应当是未来得及与他甚为敬重的元化先生谋面，畅叙衷肠。
老牧是位老共产党员，为人方正，生活朴素、严肃。他曾跟我说，有次他去发廊理发，有个女孩竟要拖他到里间按摩，吓得他立刻夺门而出，抱头鼠窜，我听后大笑，说：“至于嘛，她又不是老虎，应当处变不惊，亏你还打过游击?”他立刻反唇相讥：“你这家伙要是活到我这把年纪，肯定是个老不正经、老不死?”其实，老牧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老朋友之间，很爱开玩笑。有次我给他打电话，问：“老牧，干嘛呐？”他说：“一个人在爬格子呢。”我问：“怎么成了孤家寡人？嫂夫人呢？”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去香港我女儿家了。现在我是快乐的单身汉，打算找个三陪小姐来聊聊呢?”我立刻笑出声来。我曾将此事告诉邵燕祥兄，他笑着说，牧惠是个老顽童。今年４月下旬，我邀请老牧去安阳师院讲学，他讲的题目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杂文的发展》，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有位学生递了一张纸条，问：“如何使杂文深入到大学课堂？”老牧答道：“这很好办。有机会，你们经常邀请我来讲讲，不就深入课堂了吗？”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老牧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
说不尽的牧惠，老牧是名人。但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凡人，可敬可亲的老大哥。而今，他却像一阵轻风，悄然掠过，永远消逝。长留人间的，是他的四十多本著作，尚未出版的遗著，以及他的亲人、文友们不尽的痛惜与思念。这几天，天气不好，没有月色。但遥望长空，我却想到了如水的月光，想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想到了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悲凉诗句。是的，牧惠的作品，不就是文海中的明珠吗？愿他的英魂，永远与沧海、明月拥抱在一起。
认真的牧惠
陈四益
牧惠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没有一点预兆，没有一点理由。他才七十六岁。按照“六十小弟弟，七十不稀奇”的说法，像他这个年龄，实在远不到撒手的时候。何况他的体质一直很好，每周游泳两三次，每次要游八百米，这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今年体检，医生还说他心脏功能不错呢！前些时，听说他去了广东，后来又听说他去了欧洲。没有对健康的自信，是不敢这样满世界跑的。但是，越是想不到的事情越是发生，似乎已经成了这年头的常事。惊讶之后是叹息，叹息之后是忘却，也从来如此。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想来固已恍如隔世，就是去年、前年的事情，也已云里雾里，记不真切了。人的记忆实在不可依赖，正因为不可依赖，才能淡漠了许多痛苦，许多思念，许多不平，才有了苟活的勇气。这样想，忘却实在是人类最有效的安慰剂。然而对于牧惠，我却很难忘却，特别是他的认真。
同他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同严秀正在为湖南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名叫《当代杂文选粹》的丛书，分辑出版，每辑十人，每人一本，每本不过五六万字。那时写杂文的大家、名家尚夥，如果像今天某些主编那样，分请各位自选一本，然后拼凑成书，费力无多，一样斐然可观。但是，他同严秀二位却选了一种吃力的笨办法：一是名家、大家，已有较全面的文集、选集问世而又较少新作的不选，以避重复；二是虽然也向作者索要作品，但几乎是要去了全部作品，由他们二位自己遴选、筛汰、定稿，不肯假手他人；三是入选范围不限于大家、名家，他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杂文的新作者上。这些作者的发现是要靠他们自己从众多的报刊上去“挖”的。由此可见，他们是认真办事的人。他们希望这一套选本，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代的杂文现象而没有重要的遗漏；希望通过这套选本，提倡一种他们期望于杂文的风骨，而不致如某些论者所希望的那样，抽掉杂文的脊梁成为媚时的点缀。
我那时开始杂文写作不久，作品虽有而无多，且分散在京沪不同的报刊上面。忽然收到他们二位索稿的信函，虽然只说希望将近年作品一并寄给他们看看，并无什么许诺，也颇感意外，尤其是牧惠，在此之前并无一面之缘。文稿送出后没过多久，又收到他们来信，说是两人都已看过，认为可以入选。这便是我的第一本杂文集，署名东耳。后来目睹耳闻了许多“主编”的工作，虽然大多名高位尊，但主编也者，挂名而已，书稿是很少看的，更不要说初选就亲自操刀了。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多选家。选，也是一种文学批评，体现了选者的文学主张和文学趣味。如果有人认真研究一下历代的选本的标准和这些选本在实际创作中产生的作用，是很可以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文学批评史的。可惜这样的传统到今天只有如严秀、牧惠这样少数选家还在承继着。
后来同牧惠有了更多的接触，发现他处事的认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无论大事小事，决不苟且。他投身革命很早，大学读了一年就成了职业革命者，打过游击，当过地方官员，后来又长期从事理论刊物的编辑工作，对自己为之献身的事业十分执著。每当看到、听到一些有悖于理想信念的事情，他总是连连叹息，用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愤愤地说：“怎么能这样！怎么敢这样！太可怕了！”他没有权，无法以权为民所用，消除这些丑恶的现象。然而，他还有一支笔，可以情为民所系，发为文章，表明他的愤怒与不平。他的文章很多，因为令他愤怒的世态太多。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受到一些自诩为“左派”者的攻击，给他加上了各种时髦的帽子。但是，凭心而论，他才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处处维护的正是从投身革命时就一直追求的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人民共同幸福的理想社会，一个没有专制、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欺骗、没有权力滥用的大同世界。倒是那些攻击他的人，早已随波逐流，不见有谁为了百姓的生存和权利比他发出过更多的呐喊。乖巧者随时而化，执著者反成了异端，这也是历史上常有的现象。
我比他要小十来岁，但常常感到要比他更为世故，许多事觉得说也无用，何必白说。但他不，他是那种锲而不舍决不肯向邪恶让步的理想主义者，明知白说也不愿放弃说话的权利，始终希望那些文章能有助于世道的改进。所以他不停地写，不停地呐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以他为镜，我感到世故的可恶。中国的事情，当成于认真、执著而毁于懈怠、世故。
牧惠走了。他那执著认真的品格，永远在我心中。
平生风义师兼友
王学泰
用李商隐的名句悼念刚刚故去的牧惠先生似乎有些不妥，因为此句多用于追悼年龄相近、而又为悼者衷心佩服的朋友的；而牧惠先生长我十五六岁，从他的经历来看，更应是我的前辈。但自１０号那天得悉牧惠先生逝世的消息以后，“平生风义师兼友”就不断出现在我的脑际，这里贸然用此句为题，主要还是追念先辈的仪型，突出他堪为师表的一面，读者不要以辞害义。
虽然八十年代就读过牧惠先生的杂文，也十分喜欢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华表的沧桑》《海瑞墓前的沉思》《吃肉未必不骂娘》之类，但我们相识很晚，那是在１９９７年，我为学苑出版社编一套随笔丛书，其中有他的一本。从此来往不断，每年总要见上几次面，直到这个月的５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吃饭，饭后同时告辞；只要我们都在北京，每周都有电话往来，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还给他打过一个电话、问个事，是他夫人接的。当时她还不知道先生仙去的消息，只说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到温泉度假。
牧惠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正义感，在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斗争中，这位老人往往是身先青壮年，站在斗争的前列。我在为他的《小报告以外》写的书评中说，他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批评家。这是他一生的选择，过去他曾用武器批判旧世界，后来是用笔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打抱不平，为弱势群体说话，为天下伸张正义。他以饱满的热情说他人所不能说、不敢说，敢于触及敏感问题。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老战士的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和他那颗跳动着的赤子之心。但这些都是其来有自的。
牧惠五十年代在广东历任区、县、地区、省的干部；六十年代初，从地方调到中央，就职于《红旗》杂志文艺组；“文革”中进过牛棚、挨过斗，但这一切都没有白过，促进了他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他思想得到飞跃，以写杂文来表达。当然，这也受到一些“左视眼”的嫉视，攻击批判，如影随形。连广州老友漫画家廖冰兄也为他担心，写诗说“京城爬格莫嚣张，休碰《中流》八九枪”，以嘲戏的方式控诉了牧惠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在牧惠本人来说，他处之泰然，不为流俗所动，依然故我，直言无隐，勤勤恳恳，代民众立言。
牧惠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应缺席》（就我个人所见而言），发表在第三期的《随笔》上。此文是谈人们所关注的“三农问题”的。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始终没有忘记打游击时供养和掩护他们的父老乡亲。他深情地说：“我对农村、农民有着一个解不开的情结。我始终把眼睛盯着农村，阅读有关报道。开放改革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报纸不像过去那样只报喜不报忧了，人们的知情权多少受到尊重了。读到这些，我高兴过，也忧虑过，愤怒过。”他为工业化过程中对农民索取太多，许多农民、特别是老区人民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感到痛苦。他说：“‘文革’刚结束，我终于有机会回老区去探望契娘。我怎么也没想到，契娘的生活竟比我打游击时差了一大截！我羞愧地流下了眼泪。我感到对不起他们。”牧惠先生八十年代以来的写作正是这种感情在支持着他、鼓舞着他。因此他说，不仅作家要关心农民问题，“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共产党员都不应缺席。甚至可以说，人人都不应缺席。”这大约是他最后的呼吁，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们听到。
牧惠先生对于他所追求的正义锲而不舍，不屈不挠，争取一切机会诉诸舆论与社会。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例如五十年代初的广东“土改”中反对所谓“地方主义”问题，我就听牧惠说过多次。他讲当时“左”倾错误给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斗争中曾经支持过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中小资本家和小土地所有者带来的、不应有的伤害，痛心疾首。他还举过一些例子，说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后来到了香港、澳门，影响波及海外。他写过几篇文章讲这个问题。听说在广东有所影响。去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牧惠一本自传性的著作，名叫《耍水・耍枪・耍笔》。这本书中也谈到他所经历的广东“土改”，出版社把与此有关的文字全部删去，牧惠先生很生气，向朋友赠此书时都附了一个小条，上写道：“朋友：此书为《漏网》的扩充再版。遗憾的是，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三审时删去几篇文章。计有：《漏网》（记反“右派”）；《忘却不了的记念》（记广东五十年代土改中反“地方主义”的左祸）；《〈丑陋〉的风波》（记围绕着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那场闹剧）；《〈选萃〉的坑坑洼洼》（记新基调派的捣乱）。书上的文章还有删节。因此，此书远不如旧版《漏网》。为免倒胃口，有《漏网》的朋友就不再送书了。”从这个小条子中可以看到牧惠先生的性格。这种性格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经历这种时代的。
牧惠先生远去了，他给后世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四十多部著作），有待我们总结与学习。但更重要的还是先生的为人，不久人们会感受到老成人凋谢给社会带来的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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